我們都是很平凡的人，做著平凡的事情，但是我們也可以不平凡，語言和文字，正是思想者最得力的工具，接下來就請大家隨小編一起來看一下這篇文章吧，希望能給大家一些感悟。

熱衷于思考的托尼·朱特偏偏患上了“漸凍人癥”，這不啻于一種最殘忍的酷刑。身體一點點被禁錮在靜止狀態(tài)，逐漸不能寫字、不能言語，疾病不但慢慢切斷了他同外界交流的途徑，甚至剝奪了他跟隨自己的思想起舞的樂趣。于是他被稱為人文學術界的“霍金”。

托尼·朱特很清楚，他要跟疾病賽跑。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在患病期間口述完成了一篇篇回顧一生的小品文。這些都是他舍不下的私人記憶，坦率，誠懇，自然流暢，集結成他的《記憶小屋》。其實，他最舍不下的，正是這種思考的自由。

回憶起進入劍橋國王學院任職的經(jīng)歷時，朱特曾經(jīng)感嘆“職業(yè)走向的無定：所有已發(fā)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發(fā)生”。實際上，朱特的一生都充滿了這種人生走向的不確定性。朱特之所以成為朱特，正賴于他的不受固有規(guī)則和標簽的狹隘限制，敢于自由選擇。

固守成規(guī)、煩悶無趣的中學教育不和朱特的胃口。多虧了特立獨行、被稱為“喬”的德語老師保羅·克拉多克，幫他打下過硬的德語基礎，讓朱特得以憑借優(yōu)異的德語水平直接進入國王學院。之后，朱特也毫不猶豫地從無趣的中學輟學。喬用他給朱特提供的良好教育，改變了朱特的人生道路。得遇良師，是朱特在中學時代的意外之幸。從朱特的毅然輟學也能看出來，他這種追求自由、堅持主見的做法，必然會在未來產(chǎn)生更多的影響。

果不其然，15歲的朱特就去體驗了一個稱作基布茲的猶太地方社群。朱特有猶太血統(tǒng)，但他并沒有在猶太社群中被感染成為一個狂熱分子。早慧的朱特很快就看穿了社區(qū)成員們思想上的狹隘，這與他的追求不符。這次經(jīng)歷沒能限制住他，反而讓朱特保持了思想的開闊，增添了思想上的免疫力。進入劍橋之后，他也沒有受到各類激進思想的誘惑。畢竟，他更珍視思想的自由和包容。

國王學院的教育進一步塑造了朱特的思想。國王學院自帶著老派作風，宿舍安排了近似仆人角色的“鋪床工”。與“鋪床工”的相處讓朱特理解了一種老派紳士的責任感和不成文的道德規(guī)則，并讓他借以體驗一種即將消失的階層文化氛圍。國王學院的教學氛圍同樣淳樸，許多導師潛心教育，尊重知識，不汲汲于名利。難能可貴的是，國王學院還保持了一種允許自由表達異見的包容性。朱特慶幸在國王學院“得以享受兩個世界的精華”，既得新時代的學術知識浸潤，又受老派的學術風范滋養(yǎng)。

在國王學院的學習，對朱特來說正是如魚得水。他身上那種不愿被任何狹隘的觀點所限制、竭力追求純粹的睿智和智慧的深度的精神，正是由他的個性與國王學院獨特的教學方式結合而成的結果。也正是這種精神，塑造了獨一無二的朱特。

語言和文字，正是思想者最得力的工具。在大學時代，朱特就曾被一位老師成為“巧舌如簧的雄辯家”。朱特對語言文字有一種天然熱愛，以至于，他用學習捷克語的方式去調(diào)整中年危機的影響。這倒像是一種知識分子獨有的任性和呆萌。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多一分理解、溝通和思考的自由。

未曾想到，這個無心插柳的舉動，竟又為朱特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他開始深入接觸捷克斯洛伐克，甚至燃起一股新的熱情去研究中東歐歷史，最終促成朱特完成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戰(zhàn)后歐洲史》。而這一切最初是源于一次戲劇化的溝通失敗。這讓我們再次看到了朱特所說的“職業(yè)走向的無定：所有已發(fā)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發(fā)生”，可它偏偏這樣發(fā)生了。

當然，即使再熱愛思考，朱特仍然給自己保留了一個放空的節(jié)點，那是他的繆倫。在繆倫，他只管沉浸在古樸的環(huán)境中，停止所有研究工作，不受外界干擾，享受那份獨有的靜謐。在患上“漸凍人癥”之后，繆倫也變得遙不可及，于是朱特用這本《記憶小屋》，給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任由思想馳騁的空間。

《記憶小屋》，就是朱特在生命盡頭給自己保留的最后一分自由思考空間，是他思想上的“繆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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