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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罪(精選多篇)

網站:公文素材庫 | 時間:2019-05-22 06:07:36 | 移動端:合同詐騙罪(精選多篇)

第一篇:淺談合同詐騙罪的構成

合同詐騙罪的構成淺談

北安市人民法院劉成江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為合同詐騙罪對此應當怎樣理解呢?

首先、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樣的合同?這是認清合同詐騙罪的關鍵問題。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欺詐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從刑法意義上探討,合同欺詐罪中作為手段的合同,應是從實質上進行考慮,要有經濟內容,不一定采取嚴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詐騙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這種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進行的詐騙都構成合同詐騙罪。由于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是合同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及市場經濟秩序。

我個人認為,合同詐騙中的合同應是與經濟活動有關。構成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 合同對方是從事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第二, 符合廣義上經濟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經濟內容,或者與一定經濟活動有關。

要正確地將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罪區(qū)別開來,還必須從內涵與外延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內涵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僅僅指經濟合同,如債權合同、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土地使用轉讓等合同,一些不直接發(fā)生債權關系的但含有經濟內容的如合伙合同、聯營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內;從外延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寬,一些婚姻、收養(yǎng)、監(jiān)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xié)議合同不應包括在內,行政合同也不應包括在內。另外,假借合同形式進行詐騙但完全與經濟活動無關的合同不應包括在內,如行為人虛構父親生病目的是騙取他人錢財而向他人借錢所寫的借款合同。

必須明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書面形式,從合同法的意義上來探討這一問題。根據《合同法》第十條、第三十六條的規(guī)定,口頭合同是合同的一種形式,具有書面合同同等的效力。經濟活動中允許采用口頭合同形式,主要是為了促進經濟活動的更快開展,為了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從證據法的意義上來看,有人認為,合同詐騙罪

中的合同如限定為書面形式,有利于取證,也可以有效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筆者認為,不能為了形式而犧牲對實質問題的考證,口頭合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證據來證明,如果確實無證據證明經濟合同的存在,但又有詐騙的行為和非法占有的目的,則可直接定普通詐騙罪。

有效合同是否是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有人認為,有效合同不應包括在內,行為人敢于以真實的身份以履行合同的內心真意去簽定合同,說明其并無詐騙的目的,自然構不成合同詐騙罪。我同意該觀點,從刑法列舉的幾種欺詐行為看,要構成合同詐騙罪,行為人都必須以騙取對方錢財為目的與對方簽定合同,其結果必然是損害當事人合法權益,從民法的角度看,這種行為可能是無效合同,也可能效力待定的合同,但絕不可能是有效的合同。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著當事人簽定真實合同后又進行詐騙的情形,這存在著犯意轉化的問題,可以認為當事人簽定合同時,并無詐騙的故意,其后才產生了非法占有的故意。刑法上合同詐騙合同的效力應以簽定合同時予以認定,合同主體真實合法、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不存在欺詐,沒有損害他人利益,則可認定為有效合同,而不應在當事人產生犯罪故意時,回過頭來對開始的合同的效力進行認定,否則會產生所有的經濟合同都是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會使刑法處罰時間提前,也會使被認定的合同詐騙數額擴大,加重了對行為人的處罰,不利于行為人權

益的保護。

二、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違法是客觀的,責任是主觀的?,這是大陸法系刑法理論通行的法諺。合同詐騙罪的違法性的評價,應從行為的客觀方面,比如是否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了他人財產等方面,即從行為的外部,對行為進行評價。但人的外部行為與主觀精神并非絕對分離,行為的違法性的評價還不能脫離主觀因素。刑法上犯罪目的與犯罪故意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故意與犯罪目的可能具有同一性,也可能具有非同一性。合同詐騙罪的主觀目的是非法占有的,該主觀目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內,與犯罪故意具有同一性,從而與客觀行為具有了對應關系,在時間上、內容上具有同一性,騙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非法占有他人的財產行為具有一定的同步性。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時間并不一定就在合同簽定時,也可能存在于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當然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并未實施詐騙行為的,不能成立合同詐騙罪。司法實踐中,部分行為人有視情況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行的心理狀態(tài),對這種情況如何認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一個難題,本人認為,應當引入司法推定的方法,作為一種主觀心理因素,如其未實施客觀行為,不能作出判斷,這種司法推定是一種事實推定,是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有人認為能履行就履行,不能履行就不履

行的心理狀態(tài)是間接故意的犯罪心理,被告人對不能返還財產的后果持一種放任的態(tài)度。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根據司法推定的方法,從行為人的客觀行為進行判斷,有辦法履行,沒有辦法就不履行只能表明行為人不愿意積極履行合同,但是否具有騙取對方財產的目的還不清楚,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心理態(tài)度沒有形成,自然不存在間接故意的問題,而一旦客觀表現為不能履行則表明了行為具有了騙取他人財產的直接故意。

司法實踐中,刑法上的非法占有與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容易搞混淆了,導致出入人罪。刑法上的占有與民法上的占有完全不同。民法上,占有是財產所有權中派生出來的部分權能,占有人對所有權人的物享有的事實上的支配權,是一種事實狀態(tài),不包括價值判斷,一般地除了抵押、質押、擔保等情形外,行為人占有他們的財產的目的是為了使用財產,即從占有權能夠引申到使用權。刑法上的?占有?,實際上是指全面行使物的所有權,包括對物的交易、贈與、拋棄等;民法上的?占用?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正確區(qū)分這兩種概念的區(qū)別,不會錯誤地將民法上的占有、占用認定為刑法上的占有,從而將合同欺詐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行為。一些地方,存在著利用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的預付款,供自己經營使用或者進行其他牟利活動,當對方催促履行合同時,則以各種借口推脫,在獲利后再歸還對方的預付款,即

所謂?借雞生蛋?的這種情形。對這種情況,筆者認為,如果能夠還款,除借用財物進行違法犯罪這種情形外,都是非法占用,是合同欺詐行為,如果不能夠還款,則由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合同詐騙。對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1998年6月25日《關于審理詐騙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討論記要》作了規(guī)定,?行為人無履約誠意,并不代表其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為人只想暫時‘占用’他人財物,無‘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8日《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則規(guī)定的更為詳細,?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款、貨物、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款項無法歸還的,就可認定為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合同詐騙罪的數額

成立合同詐騙罪的條件之一是?數額較大?。合同詐騙涉及三種數額,即受騙損失數額,實騙數額和行騙數額。受騙損失數額指犯罪分子的詐騙行為實際造成的損失數額;

實騙數額即受騙者被騙而實際交付給犯罪分子的財產數額;

行騙數額指犯罪分子主觀上預計到的詐騙的總的數額,一般是指合同標的額。

多數情況下,受騙損失數額與實騙數額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受騙損失數額大于實騙數額的情形,如資金被騙走,工廠、企業(yè)無流動資金,造成了停產、破產,受騙損失數額大于受騙數額。行騙數額一般也是大于實騙數額,由于種種原因,行為人并不能全部取得意欲行騙的全部財物。對于以以上哪三種數額作為合同詐騙罪定罪量刑的依據,存在爭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6 年制定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本人認為,對詐騙數額的認定應區(qū)分兩種情況,在犯罪既遂的場合,應適用最高人民法院1996 年制定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還是以詐騙分子行騙的合同標的數額認定詐騙數額更為科學。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

201*年法律碩士聯考刑法案例集:合同詐騙罪

【題目】

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合同詐騙案

【頒布單位】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

【案情】

被告人:廖升旗,又名廖發(fā)生,男,33歲,漢族,湖南省常寧市人,農民,住常寧市三角塘鎮(zhèn)塘沖村第四村民小組。

被告人:陳年徠,男,40歲,漢族,湖南省常寧市人,農民,住常寧市羅橋鎮(zhèn)南坪村第上村民小組。

被告人:劉光波,又名劉治業(yè)、劉先富,男,41歲,漢族,湖南省郴州市人,無業(yè),住郴州市許家洞火車站河西村1棟1樓1號。

1998年4月,許前發(fā)(在逃)在常寧市良知招待所遇到被告人劉光波,以有鎢砂出賣為由要求劉光波介紹他人前來購買。劉光波表示同意,并與郴州市對外經濟貿易公司業(yè)務員周建徠聯系,周建徠又告知郴州市冶金公司經理李水清到常寧購買鎢砂,李水清表示同意。1998年5月初,許前發(fā)找到被告人廖升旗,廖升旗又找來被告人陳年徠,三人商量共同做鎢砂詐騙生意。1998年5月11日,郴州市冶金公司經理李水清派公司業(yè)務員歐陽諜跟周建徠到常寧看貨取樣。許前發(fā)與被告人陳年徠即將歐陽諜、周建徠帶到常寧市白沙鎮(zhèn)個體戶張仁成的磁選廠,許前發(fā)對張仁成謊稱要購買該廠鎢砂,并要求先取樣化驗,張仁成表示同意,許前發(fā)就要歐陽諜在該廠提取少量鎢砂作樣品帶回郴州檢測。同年5月21日,樣品經郴州市冶金公司中心化驗室檢測,含鎢量達70.3%。李水清見鎢砂純度高,即決定購買,5月15日又安排業(yè)務員歐陽諜、肖富烈攜帶20000元定金到常寧市與許前發(fā)和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簽訂鎢砂購銷合同,即日上午廖升旗冒充常寧市蔭田磁選廠的代表并化名廖發(fā)生與郴州市冶金公司業(yè)務員歐陽諜在常寧市紅雙喜賓館306房間洽淡合同簽訂事宜,并收取郴州市冶金公司預付的20000元定金。被告人廖升旗、劉光波、陳年徠及許前發(fā)即將此款私分。被告人陳年徠從廖升旗處領取現金4600元,被告人劉光波和許前發(fā)共同從廖升旗處領取現金9300元。其余款由廖升旗占有。合同簽訂后,許前發(fā)與被告人廖升旗等人將歐陽諜、肖富烈、劉光波安排住宿在常寧市紅雙喜賓館。許前發(fā)找來本市羅橋供銷社退休職工蔡賢臣(在逃)買鈦鐵冒充鎢砂。5月17日,蔡賢臣帶被告人陳年徠及許前發(fā)到耒陽市灶市村第四村民小組姚國玉家購買鈦鐵。到姚國玉家后,陳年徠于當日去廣東。許前發(fā)以每噸100元的價格從姚國玉處購買了鈦鐵20噸,并于當晚將鈦鐵運回常寧市貯放在蔭田工商所一空屋內。5月18日上午,許前發(fā)等人告訴郴州市冶金公司的業(yè)務員貨已準備好,要求其帶款來常寧市蔭田鎮(zhèn)提貨。18日下午,被告人陳年徠從廣東回到常寧。5月19日下午,許前發(fā)、蔡賢臣與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及郴州市冶金公司的業(yè)務員和周建徠一同租乘朱曉紅的車到常寧市蔭田鎮(zhèn)。下午,郴州市冶金公司負責人李水清帶現金來常寧市蔭田鎮(zhèn)提貨,為了掩蓋以鈦鐵代替鎢砂的真象,被告等人故意拖延時間到晚上才讓李水清看貨。當晚,李水清誤將鈦鐵當成鎢砂購買,在付清貨款15萬元人民幣后,即將19.6噸鈦鐵全部運回郴州。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同許前發(fā)、蔡賢臣及周建徠、朱曉紅當晚又趕回常寧市宜陽鎮(zhèn),在達湘運旅社的住房內分贓。其中,被告人陳年徠分得31000元,被告人劉光波分得28500元,許前發(fā)分前32000元,蔡賢臣分得15000元,朱曉紅分得3800元,被告人廖升旗分得32000元,此前周建徠領走3000元,余款4700元共同揮霍。各人對所分贓款分別打了領條交給被告人廖升旗保管。李水清將鎢砂運回郴州后,于5月21日取樣檢測,其砂含鎢量為0.24%至0.33%,方知貨物是鈦鐵。李水清當即同歐陽諜趕到常寧尋找被告人,并向公安機關報案,1998年7、8月,三被告人被抓獲歸案。歸案后,被告人陳年徠退繳贓款35600元,被告人劉光波退繳贓款33000元。

【審判】

湖南省常寧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廖升旗、劉光波、陳年徠與在逃的許前發(fā)等人糾合一起,冒充常寧市蔭田磁選廠的代表與郴州市冶金公司代表簽訂鎢砂購銷合同,并以鈦鐵假冒鎢砂,將該公司預付的定金及貨款共計17萬元人民幣占為己有為理由,向常寧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被告人廖升旗、劉光波、陳年徠犯有合同詐騙罪。在訴訟過程中,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常寧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人退回全部被騙貨款和賠償精神等損失共20萬元人民幣。被告人廖升旗以事前并不曉得做詐騙生意,寫合同、分錢等都是按許前發(fā)的安排進行,所得贓款全部給了許前發(fā),自己沒有占有為自己辯解。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人廖升旗的所作所為均受許前發(fā)指使,系從犯;被告人陳年徠及其辯護人辯稱,參與詐騙活動,是許前發(fā)威脅所致,是脅從犯;被告人劉光波及其辯護人辯稱,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所分得的現金是應得的中介費,不應構成合同詐騙罪。湖南省常寧市人民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認為,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冒他人名義簽訂購銷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間,以鈦鐵假冒鎢砂騙取他人現金17萬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均構成合同詐騙罪。被告人劉光波明知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及許前發(fā)、蔡賢臣等人是在詐騙郴州市冶金公司李水清等人的錢財,而積極配合,并分得贓款據為己有,且在分贓后攜款潛逃,其行為亦構成合同詐騙罪。被告人廖升旗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陳年徠、劉光波在該案中起了次要作用,系從犯,案發(fā)后,均退賠了受害方經濟損失,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常寧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的罪名成立,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等人賠償精神損失,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不予采納。被告人廖升旗及辯護人辯解所得贓款全部給了許前發(fā),自己沒有占有的意見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被告人陳年徠及辯護人辯解,陳在該案中是從犯應從輕處罰,經查屬實,予以采信;被告人劉光波及辯護人辯解,劉光波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意見,經審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但被告人劉光波主動要其親屬退賠所分贓款,有悔罪表現,且又系從犯,應依法從輕處罰。據此,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四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條的規(guī)定,于1999年1月19日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人廖升旗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一萬元,此款限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后10日內交納。被告人陳年徠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一萬四千四百元。被告人劉光波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一萬元。二、由被告人廖升旗退賠郴州市冶金公司現金四萬零八百元,由被告人陳年徠退賠郴州市冶金公司現金三萬五千六百元,由被告劉光波退賠郴州市冶金公司現金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元。以上款項除已退賠外,其余未退賠現金限本判決發(fā)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內付清。判決宣告后,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均服判不上訴,檢察機關亦未抗訴。

【評析】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該罪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還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這是合同詐騙罪與一般詐騙罪的本質區(qū)別。合同詐騙罪在客觀上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使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覺,信以為真,從而騙取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本案中,被告人廖升旗、陳年徠、劉光波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冒他人名義簽訂購銷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間,以鈦鐵假冒鎢砂騙取他人現金17萬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該院依照刑法的有關規(guī)定對三被告人定罪處罰是正確的。

責任編輯按:合同詐騙罪,是從詐騙罪中獨立出來的一種罪。因此合同詐騙罪具有詐騙罪的基本特征。但是它與詐騙罪又有明顯的區(qū)別:其一,在侵犯的客體上,合同詐騙罪除了具有詐騙罪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的基本特征外,還具有侵犯國家經濟合同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特征。所以本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其二,在實施詐騙犯罪的客觀行為上,合同詐騙罪的詐騙行為是發(fā)生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這一特征也是合同詐騙罪區(qū)別于其他詐騙罪的標志之一。本案三被告人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屬于典型的合同詐騙罪案。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但是對于合同詐騙數額較大的起點,刑法沒有規(guī)定,司法解釋對此亦無具體規(guī)定。現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下發(fā)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

解釋》中針對1979年刑法第(更多內容請訪問好范 文網m.taixiivf.com/article_21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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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蛘咂渌麌乐睾蠊;

(九)具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

個人合同詐騙,犯罪數額4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的,犯罪數額4萬元,為有期徒刑三年,每增加201*元,刑期增加一個月。

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準刑參照點】

(一)個人合同詐騙,數額10萬元,并具有上列情形之一的,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萬元,刑期增加一個月;每增加情形之一,刑期增加六個月;

(二)個人合同詐騙,數額20萬元的,法定基準刑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6萬元,刑期增加一個月。

4、【單位犯罪責任人員法定基準刑參照點】

(一)單位合同詐騙,數額5萬元以上不滿8萬元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罰金刑;8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拘役刑;10萬元,為有期徒刑六個月;每增加3300元,刑期增加一個月;

(二)單位合同詐騙,數額20萬元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法定基準刑參照點為有期徒刑三年;每增加201*元,刑期增加一個月;

(三)單位合同詐騙,數額200萬元的, 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法定基準刑參照點為有期徒刑十年;每增加1萬元,刑期增加一個月。 更多相關內容:

【刑法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四川刑事律師網親辦案例】

【合同詐騙專題鏈接】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

刑法分論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定、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在本罪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定、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法定的五種行為方式:

1. 虛構主體。以虛構的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簽定合同,騙取對方財物。以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單位,或假冒其他單位的名義,利用被撤消的、已解散的單位的名義,騙取對方的信任,簽定合同,在對方履行合同后自己獲得不法利益。

2. 虛設擔保。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騙取對方財物。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如偽造的或通過其他非法途徑獲得的證明其對本來不享有權利的財產享有權利的證明文件,如虛假的房屋產權證、存單、股票等。

3. 設置陷阱。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簽定合同或繼續(xù)履行合同,騙取對方財物。

4. 卷款潛逃。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予的財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此時即使有履約能力、簽定合同時也沒有違法行為,也構成犯罪。

5. 以其他方法騙取當事人財物的行為。

客觀方面的特征: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也沒有履約誠意,故意制造假象使與之簽定合同的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覺,“自愿”地與行為人簽定合同,從而達到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目的。

客觀方面的另一要件:結果,即騙取對方財物,數額較大。

(二)主觀方面是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故意可以產生于訂約前、訂約后履行合同的過程中。

(三)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

關鍵是看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實踐中認定時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

(1)看是真面目簽定的合同還是假面目簽定的合同。

按其內容是否真實又可以分為三類:

a、內容真實的合同。

b、內容半真半假的合同。行為人客觀上有履約的部分可能性,所以關鍵是看行為人的主觀心理及實際中是否為履約作了最大努力。積極作了努力的,即使未履行合同,也不是犯罪,而是合同糾紛;相反則表明了其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

c、內容虛假的合同,即行為人在根本沒有履約能力的情況下簽定了合同,一般均為合同詐騙。

(2)看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及違約后的態(tài)度。

法庭論辯合同詐騙罪的認定

唐偉杰合同詐騙案

告人唐偉杰,男,37歲,河南省長葛縣人,漢族,大專文化程度,系咸陽市健生有限公司執(zhí)行董事、總經理。201*年12月,被告人唐偉杰和另外二人成立了咸陽市健生商貿有限公司,該唐任公司執(zhí)行董事、總經理,其他二人未參與經營。健生公司的業(yè)務范圍包括汽車租賃、電腦買賣等,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三股東實際投入資本230萬元,其中唐偉杰投入170萬元)。

201*年4月,唐偉杰以咸陽市健生公司名義,和咸陽市恒昌有限公司先后簽定了一份《分期付款購車合同書》,購得恒昌公司富康牌小轎車50輛(每輛價值14萬元)、捷達牌小轎車20輛(每apple 第 1 頁 201*-4-16

刑法分論合同詐騙罪

輛價值12萬元)、桑塔納牌小轎車10輛(每輛價值11萬元)。合同約定在首付價款的20%后,其余款項分期18個月按月支付車款(每月支付車款50萬元),余款未結清前,唐偉杰不得將車轉讓、出賣。

唐偉杰在簽定合同后,按照合同要求支付了首期貨款,之后并按合同要求按月支付至201*年11月。同時,唐偉杰以每輛車10萬元、9萬元、8萬元的押金和每月500元的租金,將上述全部車輛租賃給他人使用。

201*年2月以后,唐偉杰不再向恒昌公司支付其余車款,恒昌公司多方催要,唐偉杰一直推脫,借故不還。

201*年5月,恒昌公司向咸陽市某公安分局提出控告,公安局立案偵查,以唐偉杰涉嫌合同詐騙罪將其刑事拘留。后唐偉杰被逮捕。經查,唐偉杰先后共向恒昌公司支付600萬元,所收取的押金和租金除向恒昌公司支付應分期支付的車款外,其余款項被其用于買賣電腦的經營活動,因債務人逃匿,現資金已無法追回。檢察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將唐偉杰起訴至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法庭論辯要求

1、公訴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對唐偉杰提起公訴;

2、辯護方以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為理由進行辯護。

非法經營罪

非法經營罪,指違反國家規(guī)定,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該罪的主要特征如下:

1.客觀方面表現為以下5種行為:

(1)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物品的;

(2)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的;

(3)在國家規(guī)定的交易場所以外非法買賣外匯的。該種行為規(guī)定在1998年的《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的犯罪的決定》中;

(4)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yè)務的。該種行為是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增加規(guī)定的行為;

(5)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如出版、印刷、發(fā)行淫穢物品、侵犯著作權的出版物等以外的其他非法出版物的行為等。

2. 犯罪主體包括單位和個人

3.主觀方面是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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