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兄寫作的當今，是漢語史上最暗淡的一頁。人們所知的詞匯，似僅可描畫人心的膚表，不足表精微，達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懨懨如冬蛇，殊無靈動態(tài)。名詞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確地描述。動詞患了偏癱，無力使轉句子。形容詞、副詞與小品詞等，則如嫫女的艷妝，雖欲掩，然適增本色的丑劣。
語言與人心或文明的關系，是古來的老話題�；魻柲匪拐撘聋惿壮恼Z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熏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 《漢書》稱“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則又以語言的腐敗，為世風腐敗的一后果。奧威爾也稱語言的愚蠢，為起于思想的愚蠢。則知語言與精神的好壞，雖不知孰為表，孰為里，然互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自結成社會以來，在意見紛殊的眾人之間，只有一種真實的狀態(tài)，那就是妥協(xié)。
我種了一園芍藥，鄰人種了半畝牡丹，如果要相安無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對方挖苦過甚;第二，對對方一般性質的異議，要能忍受，不要擺出惹不起的架勢。兩條缺一，都得打起來。
所以，不要對一切異己都是一通批評，而要將這種批評的權利保留起來，以圖和睦。
我們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剛播完，就有了一片批評之聲，指責有節(jié)目“拿農(nóng)民開玩笑”。這真是讓人沒辦法。為什么就不能拿農(nóng)民開玩笑呢?為什么?到底為什么呢?誰能講明其中的道理嗎?
舉而反之，推而廣之，能拿工人開玩笑嗎?能拿學生開玩笑嗎?能拿……。能拿任何群體開玩笑嗎?能拿任何個人開玩笑嗎?最后，還能開玩笑嗎?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輩爭論，他一時無話，半閉了一會兒眼睛，說：“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開嗎?”我說不能，否則便成嚴峻的社會，遍地禁忌，動輒得咎，我不知道有誰喜歡這樣的日子。
其實，“隨便說說”的閥門一旦被關，真正的惡意反而要在心里醞釀。
父母最大的難處，任何守則或規(guī)范里面都沒寫。我們，與許多父母一樣。既希望孩子能是個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說，既希望他是個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會中成功。而以現(xiàn)在的情形，或可以預見的將來看，這多少有些矛盾。
既不想讓他長成個騙子，又不想讓他成為與別人格格不入的“狷”者�！独献印防锩嬷v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那是非常好的境界。不過但凡寫進《老子》的，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事，何況對一個孩子!
我承認我的一些教育辦法也不怎么樣，但我有時“反著干”的理由只是想讓孩子知道，除了正規(guī)的教育，世界上還有各種見解、各種行為。
關于人有許多定義，其中一個說，人是會笑的動物。這個定義被二十世紀孜孜不倦的科學家動搖了，據(jù)他們的研究，另一些靈長類動物也有笑的表情。我則發(fā)現(xiàn)，貓也會笑。所以更可靠的說法可能是，人是唯一會“嘲笑”的動物。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這些傷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樣東西宣布為“臭”，和要你自己動手把它“批臭”，這里面的區(qū)別很深。把孩子召集起來，告訴他們太陽繞著地球轉，或達爾文是猴子，這不過是謬見的強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動手來證明達爾文是猴子，得逼著他發(fā)動全部的惡意，拋棄對同類的所有同情心，蔑視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邏輯，把對事實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種是對羊的訓練，后一種兼有對狼的訓練。前一種訓練出來的是食物，后一種訓練出來的，除了做食物，還會為主人捕食。對知道達爾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來說，去批判達爾文是猴子，要先對自己進行無恥訓練;對孩子來說，沒有這種痛苦，而更壞的卻是，他將不知道這里面有羞恥。對小學生，或任何對該對象無知的人來說，去批判一種對象，很像是一種輕松的游戲，在里面人們可以滿足一種運用無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嗎?我用一句“他媽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殫精竭慮才產(chǎn)生的一點思想，我照樣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這才是要義所在。慢慢地就養(yǎng)成了習慣，習慣于不講道理，習慣于說謊，編造是非，習慣于把別人往壞里琢磨，習慣于依賴愚昧，并從愚昧中發(fā)現(xiàn)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游戲”里，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tǒng)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過書的人拿起什么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
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愿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
中國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漢武帝，謂之秦三世，亦無不可。帝師李斯的理論之一，是把社會壓扁。在他看來，對帝權的威脅，不來自易于脅制的小民，而來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對李斯的五蠹之說，漢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為得意，其實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簡在帝心。
小民從酷吏那里得到的好處，縱有也是暫時的，酷吏能去惡人于一時，卻助縱惡之制長命百歲。何況酷吏絕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說，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崂敉扑派弦�，便在于此。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絕無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則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對待。
當年梁啟超罵奴性，云“依賴之外無思想，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yè)，伺候之外無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實還有更高一層的，為言主人之所難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這個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隸不同，奴隸是不得已而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則其樂陶陶，一日無主，反倒渾身不舒服。當然，他們并不是沒腦子，自甘下賤，而是自有其理由，那便是沈約說的“鼠憑社貴，狐借虎威”。所以古人早有預報，不可以因其柔媚而輕侮之，因為他們一旦遇到批評，立刻就會招來主子，指示對手所在，以及種種可惡當誅之處。
《打嚴嵩》還要繼續(xù)唱下去。誰在乎?我對嚴嵩沒興趣。我有興趣的是自己，還有多少地方，是無知無識中被人操縱著的?輿論也是這樣。不要以為人多智盛，許多時候，羅馬確實只有一個脖子。
春秋時期，在原則與權變之間的選擇，并非易事。城濮之戰(zhàn)前，晉文公向咎犯和雍季問計。咎犯說，打仗的事，詐偽是沒關系的，請君用詐。雍季說，詐偽雖可得志于一時，卻斷了后路，請君用正。晉文公用咎犯的建議打敗了楚軍，回來行賞，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講的是萬世之利，咎犯講的是一時之務。
史上名氣最大的，不是大兇大惡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說明社會出了毛病，不是縱人為惡，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難之事。如馮道者，一平常入耳，以其平�；焓澜�，也以其平常挨人罵。
漢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為倫常之首。以忠君為大節(jié)，把它像草標一樣插在頭頂上，倒忘了孔的仁，孟子的義。只知吠非其主，不問善惡是非。這倒省心，最不堪時，至多落頂“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還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實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評說人物，古人也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問題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為大，則義為小;以節(jié)為上，則仁為下。
五代的慘劇，本可換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紛紛而出，把觀念的舊山河收拾起來，重入輪回。此后紛紛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認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馮道為例——無論是王夫之，還是顧炎武、黃宗羲，都以馮道為小人，批評譽馮道為“吏隱”的李贄為邪妄。在三人者，身為勝國遺老，自然要痛罵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來做忠臣節(jié)士，便有萬年不倒的王朝了。見王朝而不見國，見國而不見民，見民而不見人，此其所以翻遍墳典，拍破腦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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